忆马雍

 

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

 

我小时候喜欢读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这书重新定义了“英雄”的概念,为音乐家贝多芬、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文学家托尔斯泰树碑立传。他在《名人传》中写道:“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予文虽劣,却欲学罗曼?罗兰笔法,描写我心目中的英雄,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五位恩师马雍、俞伟超、季羡林、王世襄立传。《南方周末》2010年1月21日刊登的《忆父亲》是一个初步尝试,本文再斗胆写写我的史学启蒙老师马雍。

 

马雍(1931-1985),字孟池,湖南衡阳人,国学大师马宗霍之哲嗣,“资质聪颖,博闻强记,生长在颠沛流离之中而不废读书,秉承家学。精熟五经四史”(张政烺语)。上世纪50年代的北大高材生,专攻西欧历史,精通多种外语。1954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融会古代经史,考证各地出土文物,尤其是新疆出土文物,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有四本专著流传于世,分别为《战国纵横家书》、《新疆历史文物》《〈尚书〉史话》、《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听李学勤先生说,这本五万多字的《〈尚书〉史话》是马雍二十多岁时写的经典之作。除此之外,马雍还是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成员,遂有“献身高昌”之宏愿。

 

“文革”结束后,中国学术百废待兴。国人对国际学术界的现状尚不十分了解,马雍却一马当先,分别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用英文刊发学术论文,如《隋大兴城之城市规划》(巴黎,1980)、《近代欧洲汉学家之先驱卫匡国》(特伦托,1983)、《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文书考》(东京,1984)等学术论文,率先问鼎国际学坛。马雍是史坛罕见的奇才,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学界流传着许多马雍的逸闻轶事,本文只谈我向马雍问学之所见所闻。

 

 

 

著名史学家马庸

 

马雍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王国维曾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从1954年起,马雍就致力于外国古典名著翻译,先后出版了五本译着,分别为(苏)密舒林《斯巴达卡斯》(中华书局,1955)、(苏)阿尔塔蒙诺夫《伏尔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古罗马)塔西陀《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与傅正元合译,三联书店,1958)、(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杨东莼、马巨合译,商务印书馆,1981)、(美)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与厉以宁合译,商务印书馆,1985)。

 

人们一般是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新译本得知马雍大名的。1973年,毛泽东想看这本书,当时只有日文及俄文转译本,可是他老人家要看从原著翻译的,就让日文版译者、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找人翻译。杨老找到马雍,请他从英文版翻译此书。早年郭沫若重视此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过社会学的张荫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标,乃是五十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郭先生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19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这位清华才子指摘郭老依据的理论从时间看业已“过时”。摩尔根的理论,历来褒贬不一,不过在近二三十年所谓Postmodern
Age(后现代时期),西方对此书评价反而渐高,亦为人始料未及。

 

与马雍打牌

 

按照年龄,我属于50后。生不逢时,刚上小学三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即便开学也是挖防空洞。不久,我又随父母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一直没正经读过什么书。马雍承担这项翻译工作后才知这本“古董”语言晦涩,有时找我父亲讨论书中一些问题。老爷子如获至宝,就请马雍教教那个学业荒废多年的儿子。初识马雍,他刚和妻子离婚,家庭生活很不幸;政治上前途无望,经济上贫困潦倒,身体亦长期受疾病折磨。他早年动过肺部大手术,为此锯断了几条肋骨和锁骨。手术后,医生说他最多活三个月,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马雍最初对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并非他的学问。一开始去他家,目的是打桥牌。上世纪70年代初,整个北京城没几个会打桥牌的,我和从小在一个国家机关大院长大的谢文,常为找不到桥牌对手犯愁。打桥牌和打麻将不一样,需要数学头脑,精确计算四人手中每一张牌。牌运如股市,变幻莫测,运气不佳,要沉着冷静;时来运转,不能忘乎所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大敌当前,临危不惧。总之,桥牌是一种智者的游戏。在精神空虚、物质匮乏的1970年代,桥牌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欢乐。马雍的桥牌打得出神入化,他说在大学读书时就喜欢打桥牌,每个周六晚上开战,牌友是厉以宁、俞伟超、邹衡。为了翻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厉伯伯常到城里找马雍。我和谢文一下子遇到了对手,终日聚在他家打桥牌,废寝忘食,马雍亦乐此不疲。

 

马雍善交际,三教九流,无所不交。他家在朝阳菜市场附近,朋友一买完菜,就顺便到他家聊天。子曰:“有教无类。”无论何色人等,甚至小孩子,马雍都聊得有声有色,话题涉及唐诗古画、京剧昆曲、法国小说、欧洲艺术。马雍家里就像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延安,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求知若渴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往来较多的学者,有北京的王以铸、王尧,新疆的王治来、王炳华,广州的姜伯勤;前来问学的学生,有北京的王儇、熊存瑞、薛必群,新疆的宋晓梅……不胜枚举。回首往事,昔日马雍家,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这本五万多字的《〈尚书〉史话》是马雍二十多岁时写的经典之作。这本五万多字的《〈尚书〉史话》是马雍二十多岁时写的经典之作。听马雍讲课

 

马雍“文革”前就因病长期在家休养,很少上班。“文革”开始后,历史所整天搞运动,马雍不愿参与,继续托病在家。闲来无事,收了几个学生,在他指导下学历史或英语,有的已经跟马雍学了好几年,我算较晚的了。

 

马雍口才真好,古今中外,无所不通;讲起课来,语带幽默,口若悬河,极富感染力。他的知识全在脑子里,讲课从来不用讲义。每次上课我们都听得入迷,经常忘了时间。等他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讲完了,末班车也没有了,只好住在他家。马雍让学生自己标点古书,自己找书注释,上课时给他讲。学生讲不明白的地方,他才进行讲解,举一反三,详证博引。马雍在北大读世界史专业,儒家经典居然倒背如流,《左传》甚至背到杜预注。马雍说他五岁发蒙,始读四书五经,背不下来要挨私塾先生打手板的。

 

马雍讲课,今天讲老子,明天讲文天祥;古今中外,海阔天空。这种看似零乱的教学法,有马雍的良苦用心,首先让学生对国学感兴趣。我后来逐渐明白,马雍教学并非无章可寻,大致如张之洞《书目答问》所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这本五万多字的《〈尚书〉史话》是马雍二十多岁时写的经典之作。我那个年龄,正是贪玩的时候。有时上课该轮到我讲了,却没有准备好,马雍从不责怪我。让我陪他去历史所取东西、上图书馆借书、逛琉璃厂旧书店,干什么事儿都带着我。我就像一个小书童,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马雍好吃,但是没人给他做,时常下馆子,有时也带上我,这门课培养了我好吃的嗜好。我一直称他“马叔叔”,从不称“老师”。小时候自以为叔叔比老师更亲,后来改不了口了,索性一路叫下来。北大学生说林老师待学生好,那要归功于马雍的言传身教。

 

师爷马宗霍

 

1976年,北京闹地震,马雍家成了一座危楼,他只好到父亲家暂住。我们的私塾随之搬迁,我也有幸见到了师爷马宗霍。据说他与鲁迅同学,皆为胡适所称“古典中国最后的学术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深通经术。尤精‘小学’,所著《中国经学史》、《音韵学通论》、《说文解字引经考》等书,书坊一再重印。在学术界声誉日隆,流传很广”(张政烺语)。此外,马宗霍还精通书法,尤擅行书,他的名作《书林藻鉴》至今仍为鉴评古代书法作品之经典。

 

马宗霍个头不高,第一次去他家上课,端茶倒水,请我到书房落座。我真是不懂事,就与师爷平起平坐,在书房聊了起来。马雍却一直站在旁边,笑着听爷俩儿对话。我跟马雍学了三年国学,儒家经典倒是背了不少,但究竟什么是“礼”,这还是头一次领教。

 

马雍与唐兰的论战

 

这本五万多字的《〈尚书〉史话》是马雍二十多岁时写的经典之作。马雍教学生四书五经,目的是传承中国文化,他可不是那种皓首穷经的腐儒。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是张政烺的老师,论辈分,算是马雍的师爷。他在《文物》杂志上以“孟池”为笔名,与唐兰(笔名“曾鸣”)公开论战,言词之激烈,落笔之狠,让学生看得惊心动魄。为了辩明是非,马雍是不顾一切的,毫不理会儒家说教“为尊者讳”之类。实际上,马雍与唐兰之争只是学术之争,他对唐先生及学术成就相当尊重,并把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列为我们的必读书。“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马雍恃才傲物,口无遮拦,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历史所评职称,人家不投他的票,去世时只是一个副研究员,所谓“研究员”是临终前单位给他的“哀荣”。窃以为,马雍要是计较这个俗称,那他就不是马雍。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第一个人是陈寅恪,在欧美名牌大学不知听过多少课,只为求知而问学,不为谋取学位浪费任何时间。梁启超举荐他就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时,陈寅恪没有值得炫耀的“博士”头衔,连象样的学历都没有。第二个人就是马雍,即便是学术之争,亦不惜一切,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乃至牺牲“研究员”职称。

 

微斯人,吾谁与归

 

谢文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多年,他说在美国,最聪明的人经商,二等聪明人从政,三等聪明人才当教授。马雍颇受中国传统士大夫思想的影响,认为无商不奸,政客无诚信可言,惟有从事文化传承才是最神圣的。在马雍看来,教育的本质首先是做人,不一定当什么伟人,那是需要许多前提条件的。为国家尽忠,为父母尽孝,保持一点民族气节,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就看你怎么做了。20世纪70年代,举国上下都在“评法批儒,批林批孔”,马雍却在家中传授儒家经典,用私塾教育的方式,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阵地。这件事放在今天算不得什么大事,可是在“四人帮”甚嚣尘上的时代,有几个人敢像马雍那样挺身而出?

 

中学时代,我的理科学得比文科好。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父母怕我学文科惹是生非,希望我考理工科。我之所以弃理从文,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与马雍师生一场。我终于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马雍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带着我和几个学生,去了一家馆子,大快朵颐。诚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言,“微斯人,吾谁与归?”

 

复原《战国纵横家书》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马雍首先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通经达史的国学大师,他的国学素养可谓炉火纯青。这样说,倒不是出于他背诵五经四书的超人本领,而是说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通程度,以及他为人处事的魏晋名士风范。写毕业论文时,马雍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世界史指导老师,就请邓广铭教授指导,毕业论文写的是《孔尚任及其〈桃花扇〉》,马雍之博学,由此可见一斑。

 

1973年发生的一件事,似可说明马雍的真才实学。长沙马王堆帛书发现后,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整理小组,成员有唐兰、张政烺、商承祚、罗福颐、朱德熙、裘锡圭、李学勤、曾宪通等学者,当然也有马雍。一时群贤毕至,实乃中国古文化研究史一大盛事。在马王堆帛书中,既有《老子》、《周易》等经典名篇,有传世之作可资参照;也有一些无传世之作的古佚书。其中一部古佚书类似于今本《战国策》,后来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件帛书字迹清楚,但是前言不搭后语,起初谁也看不明白。在这关键时刻,马雍的才华得到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示。他发现这件帛书抄自竹简,次序错乱,故而无法通读。马雍凭借深厚的古文献功底、反复推敲,重新排列帛书错乱之处,直到文通字顺,最后成功地复原了这部古佚书的本来面貌。该书凡27章,有16章是古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许多千古之谜,一朝冰释。《战国策》讲的“触詟说赵太后”故事,《史记》称作“触龙”,这部古佚书可证《史记》是正确的。除此之外,该书还可以订正《史记》对纵横家苏秦活动年代之误载。若不是英年早逝,不知马雍还能创造多少学术奇迹。

 

外交官之梦

 

听马雍说,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时运不佳,只好屈尊治史。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八年,马雍终于圆了外交官之梦。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编写《中亚文明史》(巴黎,1996),马雍和南京大学教授韩儒林代表中国参加,任编委,主编该书第三卷。为此,马雍几度飞往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集的《中亚文明史》定稿会。韩儒林因病去世,改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陈高华代替。陈先生在《记几位已故的史学家》一文中回忆:

 

马雍简单介绍了情况,便匆忙出发了。一到巴黎参加会议,才知道厉害。这不是一般的学术会议,而是充满了火药味的战场。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在会上苏联代表处处与中国为难,有些国家的代表则与之呼应,一吹一唱,攻击中国,从历史到现实,公开污蔑中国是民族沙文主义。我们忍无可忍,据理力争,还以颜色,彼此针锋相对,常常激烈到会议开不下去的地步。遇到这样的场面,只好休会,然后由第三方出面说合,求得妥协。从6月6日到9日,休息半天,实际开会三天半,吵了三天,只有最后半天通过决议时比较平静,因为前面吵够了,该说的话也都说过了。那几天我们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开会时竖起耳朵,生怕漏掉对方的每一句话
(教科文组织的同声翻译水平很高,也很认真),并要及时作出反应。会下要分析情况,商量对策。马雍先生的咯血旧疾因此复发,但他坚持与会,直到结束。他比我有经验,既能坚持原则,击中要害,又能掌握分寸,有利有节。我们两人互相配合,终于使苏方的意图未能得逞。这次巴黎之行,使我大长见识,也从马雍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毕生难忘。

马雍在巴黎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时发现,许多欧美和日本专家精通考古或中亚死文字,凭借这两件利器研究中亚文明史,业已成为世界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新潮流。他早就预见考古对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性,却没想到中亚死文字如此重要。于是马雍利用中亚死文字材料考证西域史地,发表了《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等一系列论文。我之所以费八年之功苦读梵语、中亚死文字,就是听了马雍老师的一席话。什么是大师?李零兄说得好:“这种开风气之先,为后学奠定格局之人才是大师。

 

多次赴西域地区实地考察

 

马雍悲怆的一生印证了苏轼一句古训,“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马雍不顾体弱多病,多次赴西域地区实地考察,足迹遍布新疆各地,并越过了丝绸之路史上闻名遐迩的葱岭——海拔五千多米的帕米尔高原。20世纪80年代初,应海德堡大学教授耶特马尔(Karl
Yetmar)邀请,马雍参加德国-巴基斯坦联合中亚考察队,远赴印度河上游考察丝绸之路沿线古迹。他的名作《巴基斯坦北部所见“大魏”使者的岩刻题记》一文,就根据这次考察新发现的曹魏使者所刻汉文摩崖题记,首次对古罽宾道的走向和历史作用作出正确阐述。此外,马雍还远赴天山巴里坤实地考察,随后撰写《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一文,订正了《旧唐书》问世以来一直以讹传讹、以致一误再误的所谓姜行本磨去班超记功碑之旧说。这两篇论文后来收入他的遗着《西域史地文物丛考》。马雍曾经在巴里坤赋诗一首:

 

一年一度出阳关,嚼雪眠沙只等闲。

旧曲渭城君莫唱,此心今已许天山。

 

1985年,马雍英年早逝,至今已有二十五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们没有忘记这位学贯中西的一代史学大师。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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