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期,燕园中的白旗派努力通过种种行为证明自己就是盘踞在一塌糊涂上的某种超自然力量的附体,以图书馆为家就是其中之一。那时的图书馆开放的部分并不多,文科生都集中在201的文科开架部。新书也不多,因此,有一套占据整整一排的新书出现时,无法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这是商务曾经出版的一套专门史的重印本,装帧素净,作者不乏名家,而且标题也吸引人,倡优、杂耍、赈灾、武备皆有自身历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学史》。坦率地讲,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就知道这本书和这位作者都是非我族类。

 

中国考古学缺乏学术史写作,迄今为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比照一下全球考古学史(或者被国内学人割裂地称为“西方考古学史”)的写作的话,就可以感觉到明显的差距。考古学史的写作有三种样式(其实,这一分野也存在于众多其他学科之中):通盘的编年史、专题演进史和整体思想史。通盘的编年史以丹尼尔Glen
Daniel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150 Years of
Archaeology为典范。丹尼尔文笔优雅,取舍得当,去芜就精,娓娓道来,能在不算大的篇幅里基本覆盖旧大陆考古学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进展也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这本书一直是全球各地大学中教授考古学史的基本教材。莫润先先生翻译的中文本也算非常道地了。专题演进史不太好写,我最推崇的是T.
G. H. James编辑的《发掘埃及:埃及探险协会一世纪》Excavating in Egypt:
The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1882-1982。这种写作需要有大关怀,也要有小细节。比如,写作埃及探险协会,如果只是汲汲于自家,不顾及当时同在埃及的法国、德国学人,不仅歪曲史实,也在抹杀自身传统在激烈的思想和学术交锋中一路走来的光荣。而写作过程中,总得分辨出Petrie与Gardiner、Davis以及Maspero的不同吧,总不能个个大师都是一副面孔吧──说实话,上面几位真的是风格各异,但是,到中国学术史写作中,好像没有哪位大师不是一心向学、矢志不渝、勤奋努力、高风亮节的。而整体的思想史以崔格尔Bruce
Trigger的《考古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为代表。这本书所表达的视角其实在别的学科早已出现,但是对于考古学来说还是头一遭。如果考古学不是个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小圈子,也算是一个学科──不论是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学科的话,它的发展一定是在统摄整个学科分野的范式下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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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kesjo合作的《中国之前的中国》China before China是本值得称道的著述。

 

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学史》理当按照第一种样式写作,事实上,作者的意图也是如此。但是,这是一本写作努力但是很不成功的作品。卫氏出身清华国学研究所,行为怪僻,与同门之间似无甚亲密者,傅振伦称卫聚贤曾有“卫大法师”绰号;虽然曾经主持南京附近的栖霞山和鸡鸣寺的调查和发掘,但是卫氏显然与考古学中的南北两派都不搭界,而且卫氏也未曾一直留在学术机构,此点类似史语所的吴金鼎、李景聃,职业考古学家对于此类进进出出的人物心怀芥蒂──这种现象也不仅见于考古学。卫氏在1949年之后的考古学中很长时间是匿名的。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关心考古学史,而纯粹从考古学研究上看,卫氏几乎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独到见解──当然,他不乏独到见解,但多可归入怪诞一类。但是,即使是学术史也变成显学之后,卫氏仍不太被人提及,显然有些奇怪。我的这个疑问直到数年之后在Gest
Library中读到卫氏离开大陆之后的写作才恍然大悟:卫氏在1949年遭遇到他自认为奇耻大辱的“私辱”,但在随后数十年中用数本书的篇幅以“公愤”的形式破口大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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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氏用力甚勤,从《中国考古学史》的资料收罗上可以看出来。他写作之时,大概已经搜罗了各大报纸上报道的古物发现和发掘的记录,以至于我最近在写作类似主题的文章时常常会从这本书中寻找线索。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他写作这本书时实际上供职于中央银行,则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不过,卫氏完全不懂考古学。由于不知道什么是考古,尤其是田野考古,卫氏只能沿用从金石学到古器物学的概念,将此类以实物考证古史之事概称为考古,或者,由于孜孜于收罗资料,导致对材料缺乏应有的选择和判断,甚至依赖小报记者的判断。

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或以机构分别,有中研院体系、北平研究院体系,或以地域区分,有围绕在蔡元培周围的江浙集团,但卫氏似乎不属于其中任何一家。身影模糊就是他的宿命呵!

可惜,由于《中国考古学史》目前尚别无分号,所以有出版社重印此书。适逢图文本风头正健,新版本的《中国考古学史》也采用了这种形式。我不得不非常沉痛地说,这批图不仅印刷质量低劣,而且几乎每帧图片都与前后文字完全无关(做到这点还真不容易),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干扰阅读的目的!